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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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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读韩愈》  

2011-09-27 21:39: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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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韩愈》梁衡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瘅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1997年5月有所思于潮州,1998年7月写于北京

梁衡《觅渡、觅渡》,现代出版社,1999年5月

《人民文摘》(2002年第二期)

 

[点评]

“春时,兰花满山,径出而香远;秋时,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绿水碧波绕回廊而明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在我的记忆中,梁衡那韵味悠长的名句是通过教科书的灌溉而深深的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中的。《晋祠》是我所接触他的第一篇力作,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当时的梁衡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兼领导人却是以山水散文家的身份保存在脑海的史学之库中的。

事隔二十年,梁衡近年来已出乎独具个性和思想,这种新高度在于他近年来的散文倾注了浓厚的时代意识和忧患意识,倾注着他失心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沉感情,这样的新高度就使他摒弃了以前散文模式的桎梏,陶渊明式的山水田园诗已满足不了时代的呼唤,他以“苦吟诗人”的身份着墨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充分吸收优美深沉,情真意切的文学语言,开启了散文创作中的另一航线:政治散文。生命的变奏从此更为响亮。

在《大有大无周恩来》中,他娓娓叙说着周恩来的大无:“死不留灰”、“劳而无怨”、“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去不留言”,从而揭示出周恩来的“大有”:“化身干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形象生动地勾划出总理的光辉形象,进而揭示一代伟人的生命哲学。

《读韩愈》一文更是经典的看出了“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的内在意义,这篇文章的发表,正是显著的表现出梁衡政治倾向的树立和强烈的使命感,作家对作品人物的艺术升掘,正显示出了作家本人对这些历史伟人由衷的情感和深沉的怀念,让读者感受到作家的心灵在伟人的情怀中陶冶、共鸣。他一针见血的提出人生四逆境;“生活之苦”、“心境之苦”、“事业受阻”、“存亡之危”,又颇有见地的揭示处逆境之势的心态:“心灰意冷”、“怨天尤人”、“见心明志”、“泰然处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时代。政局的动荡在作家身上打下的烙印,借古的担子已在肩膀下,作家的手终于不再吝惜!

梁衡先生的散文被同行们称为异数,但是他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下,时刻保持着的,正是那清醒的思考,或许在我们的眼里,《大无大有周恩来》和《读韩愈》可给我们留下更多思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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